约翰·克里斯朵夫

“为什么要编?各种各样的歌都有了。有的是给你伤心的时候唱的;有的是给你快活的时候唱的;有的是为你觉得累了,想着远远的家的时候唱的;有的是为你恨自己的时候唱的,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个下贱的罪人,好比一条蚯蚓;有的是为了人家对你不好,你想哭的时候唱的;有的是给你开心的时候唱的,因为风和日暖,天朗气清,你看到了上帝的天堂,他是永远慈悲的,好象对你笑着……一句话说完,你心里想唱什么就有什么歌给你唱。干吗还要我编呢?”

“干吗要编?为的要做个大人物啊!”孩子一肚子全是祖父的教训和他天真的梦想。

高脱弗烈特温柔的笑了笑。克利斯朵夫有点儿生气了,问:“您笑什么?”

高脱弗烈特回答:“噢!我啊,我是个挺平常的人。”

他摩着孩子的头,问:“那末你是要做个大人物了,你?”

“是的,”克利斯朵夫挺高傲的回答。

他以为舅舅会夸他几句,不料舅舅又问:“干吗要做大人物?”

“为编些好听的歌呀!”

高脱弗烈特又笑起来:“你想编些歌,为的要做个大人物;你想做个大人物,为的要编些歌。你倒象一条狗追着自己的尾巴打圈儿。”

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不高兴。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决不肯让一向给他嘲笑惯的舅舅反过来嘲笑他。同时,他做梦也想不到舅舅会那样聪明,一句话把他驳倒。他想找个理由或是什么放肆的话顶回去,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高脱弗烈特接着又说:“大人物有什么用?哪怕你象从这儿到科布伦茨一样大,你也作不了一支歌。”

克利斯朵夫不服气了:“要是我想作呢!……”

“你越想作越不能作。要作的话,就得跟它们一样。你听啊……”

月亮刚从田野后面上升,又圆又亮。地面上,闪烁的水面上,有层银色的雾在那里浮动。青蛙们正在谈话,草地里的蛤蟆象笛子般唱出悠扬的声音。蟋蟀尖锐的颤音仿佛跟星光的闪动一唱一和。微风拂着榛树的枝条。河后的山岗上,传来夜莺清脆的歌声。

高脱弗烈特沉默了半晌,叹了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说还是对克利斯朵夫说:

“还用得着你唱吗?它们唱的不是比你所能作的更好吗?”

这些夜里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听过不知多少次,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真的!还用得着你唱吗?……他觉得心里充满着柔情与哀伤。他真想拥抱草原,河流,天空,和那些可爱的星。他对高脱弗烈特舅舅爱到了极点,认为他是最好,最美,最聪明的人,从前自己把他完全看错了。克利斯朵夫不了解他,大概他很难过吧。他悔恨交集,真想叫出来:“舅舅,不要难过了,我以后不跟您淘气了!原谅我吧,我多爱您!”可是他不敢说。——忽然他扑在舅舅怀里,没法说出心里的话,只热烈的拥抱着舅舅,说了好几遍:“我多爱您!”高脱弗烈特又惊又喜,亲着孩子,一叠连声的嚷着:“怎么啦?怎么啦?”然后他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了声:“得回去了。”克利斯朵夫很不高兴,以为舅舅没有懂得他的意思。可是快到家的时候,高脱弗烈特对他说:“以后,要是你愿意,咱们可以在晚上再去听上帝的音乐,我再给你唱别的歌。”等到克利斯朵夫不胜感激的拥抱舅舅,预备去睡觉了,他看出舅舅是完全了解他的。

从此他们常常在晚上一块儿散步:一声不出的顺着河边走,或是穿过田垄。高脱弗烈特慢慢的抽着烟斗,克利斯朵夫拉着他的手,对着黑暗有点害怕。他们坐在草上;静默了一会之后,高脱弗烈特和他谈着星辰,云彩,教他辨别泥土,空气,和水的气息,辨别在黑暗中飞舞蠕动,跳跃浮游的万物的歌声、叫声、响声,告诉他晴雨的先兆,夜间的交响曲中数不清的乐器。有时高脱弗烈特唱些或是悲凉或是快乐的歌,总是那一派的;而克利斯朵夫听了也总是一样地激动。他要唱的话,一晚也只唱一支歌。克利斯朵夫又发觉,凡是要求他唱的,他总唱得很勉强;最好是要他自动想唱的时候。往往你得不声不响的等个老半天,正当克利斯朵夫想着”他今晚不会唱了……”的时候,高脱弗烈特才唱起来。

一天晚上,恰好舅舅不唱歌,克利斯朵夫忽然想起把他费了许多心血,觉得非常得意的作品,挑一个唱给他听。他要表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舅舅静静的听完了说:

“多难听,可怜的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懊丧得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高脱弗烈特带着可怜他的意味又说:

“为什么你要作这个呢?多难听!又没人硬要你作。”

克利斯朵夫气得满面通红的顶了句:“祖父可说我的音乐挺好呢。”

“啊!”舅舅不慌不忙的回答。”他一定不会错的。他是个挺博学的人,对音乐是内行。我一点也不懂……”

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可是我觉得很难听。”

他非常安静的瞅着克利斯朵夫,看见他又气恼又伤心,便笑着:“你还作些别的调子吗?也许我更喜欢别的。”

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意思不错,也许换一个调子可以消灭刚才那一支的印象,便把他作的统统唱了一遍。高脱弗烈特一声不出,等他唱完了,才摇摇头,十分肯定的说:

“这些更难听了。”

克利斯朵夫咬着嘴唇,下巴发抖;真想哭出来。舅舅仿佛也很丧气的,一口咬定说:

“哦!多难听!”

克利斯朵夫带着哭声嚷道:“可是为什么您要说它难听呢?”

高脱弗烈特神色泰然的望着他,回答道:“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第一因为它无聊……对啦……它无聊,它没有意思,所以难听……你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干吗你要写呢?”

“我不知道,”克利斯朵夫声音怪可怜的说。”我就想写一个好听的歌。”

“对啦!你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你为了要做一个大音乐家,为教人家佩服才写作的。你骄傲,你扯谎:所以你受了罚,你瞧!谁要在音乐上骄傲,扯谎,总免不了受罚。音乐是要谦虚,真诚。要不然还成什么音乐呢?那不是对上帝不敬吗?亵渎上帝吗?他赐给我们那些美丽的歌,都是说真话跟老实话的。”

 

 


 

 

克利斯朵夫厌恶那块地,厌恶那些气味,可是不敢承认,因为他觉得这表示自己怕死,同时对死者不敬。他非常苦闷。祖父的死老压在他心上。好久以前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死,久已想过死,也久已害怕死,但还没有见过死的面目。而一个人对于死直要亲眼目睹之后,才会明白自己原来一无所知,既不知所谓死,亦不知所谓生。一切都突然动摇了;理智也毫无用处。你自以为活着,自以为有了些人生经验;这一下可发觉自己什么都没知道,什么都没看见:原来你是在一个自欺其人的幕后面过生活,而那个幕是你的精神编织起来,遮掉可怕的现实的。痛苦的观念,和一个人真正的流血受苦毫不相千。死的观念,和一路挣扎一路死去的灵肉的抽搐也毫不相干。人类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智慧,和现实的狰狞可怖相比之下,只是些木偶的把戏;而所谓人也只是行尸走肉,花尽心机想固定他的生命,其实这生命每分钟都在腐烂。

 


 

她预备一心一意的教养女儿。凡是一个女人需要爱人家,需要被人家爱的那种独占的欲望,只能以自己的孩子为对象的时候,母性往往会发展过度,成为病态。可是克里赫太太在爱情方面的中庸之道,使她对儿女之爱也有了节度。她疼爱弥娜,但把她看得很清楚,决不想遮藏女儿的缺点,正如她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幻想一样。极有机智,极通情理,她那百发百中的眼光一瞥之间就能看破每个人的弱点与可笑之处:她只觉得好玩,可没有半点恶意;因为她宽容的气度与喜欢嘲弄的脾气差不多是相等的;她一边笑人家,一边很愿意帮助人家。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的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做高出于艺术家,看做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的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②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罗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平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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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君主时代,社会分成贵族、教士、平民三级,平民称为第三等级。作者在此借用此历史名辞,谓艺术家人数之多,几可自成一级,面为第四第五等级。

②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兼哲学家。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品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议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譬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厌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的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象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①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望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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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朽的女性”一语,见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不朽的女性带着我们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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