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

“我早料到了,”奥里维回答。“你连一个法国人都没见到。你只看到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些享乐的禽兽,根本不是法国人,仅仅是批浪子,政客,废物,他们所有的骚动只在法国的表面上飘过,跟法国连接触都没接触到。你只看见成千成万的黄蜂,被美丽的秋天与丰盛的果园吸引来的。你没注意到忙碌的蜂房,工作的都城,研究的热情。”
“对不起,”克利斯朵夫说,”我也见过你们优秀的知识阶级。”
“什么?两三打文人吗?那才妙呢!在这个时代,科学与行动变得这样重要,文学只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最浮表的思想。何况以文学而论,你也只看到些戏剧,所谓高级的娱乐,替国际饭店的有钱的主顾定制的国际烹调。巴黎那些戏院吗?一个真正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巴斯德一生也没看过十次戏!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你太重视我们的小说,太重视大街上的戏院,太重视我们那般政客的掀风作浪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你看到一般从来不看小说的女人,从来不上戏院的巴黎姑娘,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男子,——而这些全是知识分子呢。你既没看到我们的学者,也没看到我们的诗人。你既没看到我们没世无闻的孤高的艺术家,也没看到我们革命志士的热烈的火焰。最伟大的信徒,你一个没见过,最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你也一个没见过。至于平民阶级更不必谈了!除了那个看护过你的可怜的女人,你对法国的平民又知道些什么?你哪儿看得到呢?住在二三层楼以上的巴黎人,你认识几个?你要是不认识那般人,你就不认识①法兰西。在可怜的公寓中,在巴黎的顶楼下,在静悄悄的内地,有的是善良,真诚的人,庸庸碌碌的过着一辈子,老抓着一些严肃的思想,每天都作着自我牺牲。——法国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小小的一群人,数量是不足道的,精神是伟大的,差不多没人知道,没有一点儿表面的行动,然而的确是法兰西的力量,默默无声而持久的力量。至于自命为优秀的阶级却在那里不断的腐烂,不断的新陈代谢……你一朝看到一个法国人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不是为了以任何代价追求幸福而活着,而是为了完成或是效忠于他的信仰而活着,你便觉得奇怪。可是有成千成万的人,象我这样,比我更有价值,更虔诚,更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了一个没有回音的上帝服务,为了一个理想而服务。你不认识那些卑微的人,省吃俭用,按部就班,勤劳不倦,安安静静的,心中却藏着一朵没有燃烧起来的火焰,——这是为了保卫乡土,跟自私的贵族抗争而牺牲的民众,是蓝眼睛的老伏朋一流的人。你②既不认识平民,也不认识优秀阶级。象我们忠实的朋友一样,象支持我们的伴侣一样的书,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以多少的忠诚与信心培植着一批年轻的刊物。你可想到有些正人君子是我们的太阳,它的光华使无赖小人畏惧吗?他们不敢正面相搏,只有对它低头,以便用手段去暗算它。无赖小人是奴隶,而所谓奴隶倒是主人。你只认识奴才,没认识主人……你看着我们的斗争,以为是胡闹,因为你不了解它的意义。你只看见太阳的反光和影子,可没看见内在的太阳,没看见我们几百年的灵魂。你有没有想法去认识它?有没有窥见我们英勇的行为,巴黎公社时代的十字军?有没有把握到法兰西精神的悲壮的气息?有没有对巴斯加心中的深渊探着身子看过一眼?对于一个一千年来始终在活动在创造的民族,把它哥特式的艺术、十七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巨潮、传遍全世界的民族,——一个经过几十次磨练而从来没死灭、而复活了几十次的民族,怎么能横加诬蔑呢?你们都是一样的。你所有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只看见腐蚀我们的寄生虫,文坛、政界、金融界的冒险者和他们的供应商,他们的顾客,他们的起妓:你们把这批吞噬法兰西的坏蛋作为批判法兰西的根据。你们之中一个都没想到被压制的真正的法国,藏在内地的那个生命的储藏库,那些埋头工作的民众,根本不理会眼前的主人怎么喧闹……你们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也是挺自然的,我不怪怨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大认识法国。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都给封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人家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顰E而不舍的抓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从它那儿得到的光明当作神圣的宝物一般储存在心中,竭尽心力保护它不让狂风吹熄;——我们孤零零的,觉得周围尽是那些异族散布出来的乌烟漳气,象一群苍蝇似的压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可恶的蛆虫侵蚀我们的理智,污辱我们的心灵;——而应当负责保卫我们的人反而欺骗我们;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非愚即怯的批评家,只知道谄媚敌人,求敌人原谅他们生为我们的族类;——民众也遗弃我们,既不表示关切,甚至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有什么方法使民众认识呢?简直没法跟他们接近。啊!这才是最受不了的!我们明知道法国有成千累万的人思想都和我们的一样,明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说话,而竟没法教他们听见!敌人把什么都霸占了:报纸,杂志,戏院……报纸躲避思想,要不然就只接受那些为享乐作工具,为党派作武器的思想。党派社团把所有的路封锁了,只许自甘堕落的人通过。贫穷和过度的劳作把我们的精力消磨尽了。忙着搞钱的政客只关心那批能够收买的无产阶级。而冷酷自私的布尔乔亚又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死。我们的民众不知道我们:凡是和我们一样斗争的人,也象我们一样被静默包围着,不知道有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有他们……可怕的巴黎!固然巴黎也做了些好事,把法兰西思想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可是它作的坏事至少不亚于它作的好事;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便是善也会变成恶的。只要一个冒充的优秀阶级占据了巴黎,借了舆论大吹特吹,法国的声音就给压下去了。何况法国人自己还分辨不清;他们噤若寒蝉,怯生生的把自己的思想藏起去……从前我为此非常痛苦。现在,克利斯朵夫,我可是安心了。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已经有些岩石的峰尖透到水面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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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黎公寓的房租层次愈低愈贵,愈高愈便宜:故平民多住在二三层楼以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巴黎房屋普通都只有五六层。
②伏朋(1633—1707)为法国平民出身元帅与军事工程家,以防御战著称。晚年发表宣言,主张贵族应与平民平等纳税,以此失欢于路易十四。
克利斯朵夫发见了理想主义那股气势伟大的力;当时法国的诗人,音乐家,学者,都受着这股力鼓动,当令的人尽管喧呼扰攘,宣传他们鄙俗的享乐主义,把法国思想界的呼声压倒,可是法国的思想界为了自己的身分,不屑跟市井无赖的叫嚣去对抗,只为着自己,为着它的上帝,继续唱它的热烈而含蓄的歌。它甚至为了躲避外界的喧扰,直退隐到它高塔上最深藏的地方。
诗人这个美丽的名词,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般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能浮光掠影的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耽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那是形象与思想所向往的,它们象一道倾泻在湖内的急流,染上那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藏的理想主义,大众是无法接受的。克利斯朵夫最初也不能领会。在叫嚣喧呼的节场以后,这情形未免太突兀了。好比在刺目的阳光底下经过了一番骚扰,忽然来了一平静悄悄的黑暗。他耳朵里乱响,什么都无从分辨。他先因为热爱生命,看了这对比非常不快。外边是热情的巨潮在震撼法国,震撼人类。而在艺术中间,初看竟没有一点骚乱的痕迹。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
“你们为德莱弗斯事件闹得天翻地覆;但经历过这旋涡①的诗人在哪儿?有宗教情绪的人,此刻心中正作着几百年来最壮烈的斗争,教会的威权与良心的自由正在冲突。哪见有个诗人反映这种悲痛的?劳工阶级预备作战;有些民族灭亡了,有些民族再生了,亚美尼亚人遭受屠杀,亚洲在千年长梦中醒来,把欧洲的掌钥人,莫斯科巨人推倒了;土耳其象亚当般睁眼见了天日;空间被人类征服了;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把整个民族吞下了……所有二十年来的奇迹,尽够写二十部史诗的材料,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可有这些大火的痕迹?现实的诗歌,难道就只有他们没看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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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莱弗斯事件为一八九四至一九○六年间轰动法国的大狱。德莱弗斯少校被诬通敌叛国,卒获平反。
“你耐性一点,朋友,”奥里维回答。”别说话,你先听着……”
世界的车轴声慢慢的隐没了;行动的巨轮在街上震撼的声音去远了。静寂的神妙的歌声清晰可辨了:
蜜蜂的声音,菩提树的香味……
风用它黄金般的嘴唇吹着大地……
柔和的雨声挟着蔷薇的幽香。
我们听见诗人的刀斧在柱头上雕出”最朴素的事物的庄严的姿态”;”用他的黄金笛,用他的紫檀箫”表现严肃与欢乐的生活;又为”一切阴影都是光明”的心灵,唱出它们宗教的喜悦与信仰的甘美……还有那抚慰你,向你微笑的酣畅的痛苦,”在它严峻的脸上,射出一道他世界的光芒……”以及那”睁着温柔的大眼的,清明恬静的死亡”。
这交响曲是许多纯粹的声音合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高乃依与雨果的音响宏大的小号相比;但它们的合奏更深刻,层次更复杂。那是现代欧罗巴最丰富的音乐。
克利斯朵夫不做声了,奥里维对他说:“现在你明白没有?”这时也轮到克利斯朵夫向奥里维做手势,要他住嘴了。他虽然喜欢更阳性的音乐,但听着心灵象森林象泉水般的喁语,也欣然领受了。大众尽管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互相厮杀,诗人依旧在讴歌天地的长春,和”美的景物所给人的甜美的慈爱”。人类在那里”惊呼悲号,在一块贫瘠黑暗的田里打转”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生灵互相争取一些血淋淋的自由的时候,泉水和森林却轻声唱着:“自由!自由!圣哉!圣哉!”
诗人并没自私自利的作着恬静的好梦。他们胸中不少悲壮的呼声,也不少骄傲的呼声,爱的呼声,沉痛的呼声。
这是如醉若狂的飓风,“挟着它暴厉的威力或是深邃的甘美”;是骚乱的力,是兴奋若狂的史诗,唱出群众的狂热,唱着人与人间,喘息不已的劳动者间的战斗:
如金如墨的脸庞在黑影与浓雾中显现,
肌肉紧张或收缩的背,
站在巨大的火焰与巨大的铁砧前面……(锻炼着未
来的城市。)
强烈而惨淡的光,照着”冷静的理智”,同时也映出一些孤独的心灵的悲壮的苦闷,他们以痛快淋漓的心情磨着自己。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许多特征,在德国人看来倒更近于德国式。但他们都爱好”法国式的隽永的谈吐”,诗中充满着希腊神话的气息。法国的风景与日常生活,在他们眼中都变了阿提卡海的景物。古代的灵魂似乎至今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活着,他们还想脱下现代的衣衫,显出他们美丽的裸体。
所有这一类的诗歌都有种成熟了几百年的文明的香味,那是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只要闻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掉。它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吸引到法国来,变成法国诗人,并且是十足地道的法国诗人;而崇拜法国古典艺术的信徒,也没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佛兰德人和希腊人更热烈的了。
克利斯朵夫受着奥里维的指引,让法国诗神的精炼的美把他渗透了,虽然以他的趣味而论,这个贵族式的,被他认为太偏于灵智的女神,不及一个朴素的,健全的,结实的,并不喜欢那么推敲,但懂得热爱的民间女子可爱。
全部的法国艺术都有同样美妙的香味,好似秋天被太阳晒暖的树林中发出杨梅熟透的味道。音乐仿佛就是隐在草里的小小的杨梅。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在本国看惯了茂密的杂树,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靠着奥里维的帮助,他发见在那些僭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精炼而质朴的艺术。在种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特尼平原的中心,一群无愁无虑的野兽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利斯朵夫不胜惊奇的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皮,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蔓长的野草呻吟,
整齐的草原悲鸣,
温柔的杨柳呜咽,
还有那小溪也会低吟: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
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骚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仑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作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
克利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前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利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作。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一八七○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柏辽兹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头,赛查·法朗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象德国的老许茨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黯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的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他的坚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
克利斯朵夫因为没参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
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梭阿·米莱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清明的巴斯德更加渗透热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象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怆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巴斯德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莱那种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巴斯德那种热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在①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出身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身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尽管信口诬蔑也没用。奥里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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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斯德为近代研究细菌学之始祖,故言”无穷小”的天地。
他又指点克利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象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眼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的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的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决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旗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荡。新数和犹太数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末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①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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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性质的日耳曼团体。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象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斗争的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的忠诚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的加以②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象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末,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成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纷起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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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法国公共建筑物上大半镌有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象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利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象停在凝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利斯朵夫简言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般极端的主观主义者,象福楼拜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伧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们动荡的复杂的思想,摹仿着动荡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的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象蒙丹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绘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还有一般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巅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
这些大数学家,思想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最切实的头脑,——已经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极端;他们使周围都变成一平空虚,探着身子瞧着深渊,对于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点儿醉意;他们欢欣鼓舞的,把思想的光彩在无边的黑夜中放射出来。
克利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旁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为了求自由呀,能够自由是最大的快乐,”奥里维回答。
可是这种自由使克利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倾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其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自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般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不久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
“那也没关系!”奥里维回答,”可怜的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象帝国军营内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利斯朵夫说。”早晚必有个主子来到。”
可是奥里维带着讥讽的神气,用着比哀尔·特·雷多阿的话回答:
用尽尘世的方法去禁锢法国的言论自由,
其无效就等于想把太阳埋在地下或关在洞里。
克利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的觉得习惯了。在法国思想的高峰上,一般通体光明的心灵在幻想;克利斯朵夫从山顶上向脚下的山坡瞧去,只看见一群英勇的人为看一种活泼泼的信仰——不管是哪种信仰——在那里奋斗,永远想攀登高峰:他们向着愚昧,疾病,贫穷,发动神圣的战争,一片热诚的致力于发明,征服光明与天空;那是科学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山坡上比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静默的,意志坚强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谦卑的心灵,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腰,因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残守缺,过着平凡的生活,暗中还是非常热烈的抱着牺牲精神;——山脚底下,在险峻的羊肠小径中,多少偏执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拚命扯做一团,不知道在环绕他们的石壁之上还别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带卑湿的池沼和在污泥中打滚的牲畜了。可是沿着山坡,东一处西一处的开着些艺术的鲜花,音乐发出杨梅似的清香,诗人唱着如流水如鸣禽般的歌曲。
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
奥里维回答说:“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会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他们可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儿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充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有几百万。那些政党尽管打得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帝皇,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疫病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的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业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决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的老伙计——土地——那儿去的。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儿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他们老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
克利斯朵夫极目所及,沿着大路,在池沼周围,在山崖的起上,在战场与废墟中间,在法兰西的高山与其原上,一切都是耕种的土地:这是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它的可爱不但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并且也由于那个不知劳苦的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格鲁哀或杜蒙斯蒂哀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①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巴斯加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虔敬之士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依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究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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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鲁哀为十五至十六世纪法国宫廷画家;杜蒙斯蒂哀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的宫廷画家。勒拿三兄弟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名画家。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起极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各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噢!他们这批人多孤独!”
以孤独而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格格的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使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的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的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的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
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听着,随后又大声的打着唿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的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行,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趴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嘻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限着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
“啊!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害你吗?”
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象好朋友一般的分别了。克利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这工匠谈的多。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甫,年纪四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丝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象七年中间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①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的讨论着同样的论点,象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起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的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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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莱弗斯事件前后经过七年方始结束。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岂不愿意声张。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其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訇訇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的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利斯朵夫的带点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朴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末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利斯朵夫说。
“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罢!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器工人,叫做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的瞧起人来象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象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教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迫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皮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象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的解决了。他到处能发见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见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呆在克利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呆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读后
这些说话放在今天,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权柄,这个世代的人们上,又是何等适用。
愿神保守那些纯洁的灵魂,那些勤恳忠诚的平民与倔强沉默的思考者。那些不被听见的人们,那些散落在各处的,却是世代的中流砥柱的人们。
直等到洪水退去,人性的力量要保存,因为,神要保存人性,人性要被完全地保存在神性里。这就是神的经纶。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法。